陈朗在文中说,“亦或许‘我们之间的事情’的确超出了人和人的层面,本质上是个人和父权结构、资本主义学术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而留言里也有读者写到:“读完真让人难过又自省。在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学术生产体系里,去尝试理解(甚至谈不上身体力行)女性主义,这本身就构成一对基本的矛盾。对于一个有同理心但又有事业心的学人来说,事业越进步,这对矛盾就越不可调和。”

实话说我真的很难过。想说些什么,又好似如鲠在喉。我自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和充分支持父权架构下的女性解放,在长大的二十余年里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一个又一个独立、坚强和闪耀着光芒的女孩子,我得到了不可计数的来自她们和女性力量坚定的支持。我深信社会架构的压迫是痛苦的、是不可忽略的,我在高中文学的结课报告里讨论娜拉,讨论家庭和私有制,大谈特谈平权主义和女性价值在社会意识中的觉醒;我在毕业论文里讨论性自由,讨论布劳提根和鲍勃迪伦,长篇大论地叙述反文化运动和原始主义诗学,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力行着对于父权制的对抗。

但当某日深爱着我的人亲口对我说“你觉得你知道很多关于爱的理论和解释,但你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真正去爱人”的时候,我承认我宛若被游街示众的囚犯、或是自认为瞒天过海却被抓个正着的犯错小孩那般羞愧难当。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完全无知的人在不知觉中犯错更让我感到自惭和罪过。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更进一步,我也只能如文中一般把这种矛盾归咎于生来的Guilt. 但我也深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指责和推脱:不论是对于我、爱人亦或是上帝自己。

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话当然说起来好听,但我还是不由得感到难过。

爱真的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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